
说真的,谁也没想到,一家刚刚交出全年净利润334亿、同比暴涨94.73%的公司,会在同一天,用另一份公告告诉所有人,两位联合创始人,走了。

2026年2月26日,携程集团一口气发了两份公告,一份是财报,数字漂亮得吓人,另一份是人事变动,范敏辞任董事兼总裁,季琦辞任执行董事,即日生效。
两份公告,一天落地,一边是利润翻倍的高光时刻,一边是创始人集体离场的谢幕姿态,这个反差,怎么看怎么让人觉得不对劲。
更让人坐不住的是,距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对携程发起反垄断立案调查,才过去42天。
三件事撞在一起,网上那句话就出来了,“别让携程跑了”。
这话听着情绪化,但你要是把携程这些年的路子捋一捋,就知道这句话背后藏着多少人的担心。
1999年5月,梁建章、季琦、沈南鹏、范敏,四个人在上海南丹路一栋叫天文大厦的楼里,搞出了携程旅行网,那会儿中国互联网刚起步,订机票订酒店还得靠电话和门市,有人说要在网上订旅游,听起来跟科幻小说似的。

四个人分工明确,梁建章管技术和战略,季琦抓运营和销售,沈南鹏管钱,范敏呢,在传统旅游行业摸爬滚打多年,带来的是资源和人脉。
然后就是中国消费升级最好的那些年,经济腾飞,出行需求爆发,互联网渗透率一路飙升,携程几乎是顺着风口一路长成了国内OTA行业的绝对老大。
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,并购去哪儿,控股同程,收购欧洲那个搜索引擎天巡,2021年又在香港二次上市,市值一度超过千亿港元,成了国际化的旅游科技集团。
说句不夸张的,你可能不知道天巡是啥,但你很难没用过携程或者去哪儿,这种国民级的嵌入感,就是携程最深的护城河。
2025年这份财报,数字确实漂亮,全年净营业收入624亿,同比增长17%,净利润334亿,账面利润率接近54%,放到全球OTA赛道里都算罕见,媒体都在说“年度最强财报”。
但你要是把这层金光闪闪的壳剥开,问题就出来了。
334亿净利润里,有大约199亿,不是靠卖机票订酒店赚的,是一次性的股权投资收益。
2025年6月,携程出售了一部分印度最大OTA平台MakeMyTrip的股份,就这一笔,贡献了全年利润将近六成,第三季度单季净利润甚至高达199亿,比同期营收还高,这种“利润高于营收”的奇观,全靠这笔套现撑着。
这笔投资本身确实是个成功案例,2016年1月,携程用1.8亿美元可转债注资MakeMyTrip,九年过去,账面价值膨胀到能套现约170亿的量级,回报超过15倍,投资眼光没得说。
问题不在于这笔钱赚没赚到,问题在于赚到之后发生了什么。
携程出售股份的同时,在MakeMyTrip的投票权从45.3%骤降到16.9%,梁建章他们也辞去了MakeMyTrip的董事职务,从一个深度参与印度市场的战略投资者,变成了一个纯粹看财务回报的股东。
印度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,旅游市场正处于高速扩张阶段,类似中国2010年代那会儿,MakeMyTrip全年总交易额已经到了98亿美元,连续四季稳定盈利,结果携程选在这个节点主动放弃主导权,套现离场。

把一个高成长赛道的控制权拱手让人,换回来的是一次性的账面利润,这算盘怎么打的,外人看着确实有点费解。
而且你把这199亿一次性收益剔掉之后,携程主业净利润大概135亿,增速并不突出,与此同时,美团、京东、阿里飞猪、抖音这些巨头正在往携程的地盘上冲,机票、酒店预订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,携程的护城河正在被多条战线同时侵蚀。
这才是这份“亮眼财报”背后真正该追问的事情,一次性收益消失之后,携程拿什么讲下一个增长故事?
然后就是同一天的那份人事公告。
范敏在携程干了整整27年,是四位创始人里在公司待得最久的一个,从执行副总裁到首席运营官,2013年开始当总裁,携程从小公司长成国际级巨头的全部过程,他都亲历参与了。
季琦虽然早年出去创立了华住酒店集团,但一直以执行董事身份留在携程董事会,现在两人一起走,意味着“携程四君子”在董事会只剩下梁建章一个人,陪伴这家公司二十七年的创始人时代,正式落幕了。
有人会说,范敏都60多岁了,季琦的重心早就在华住,这不过是正常的新老交替,过度解读有点过了。
这话有道理,但解释不了一个关键问题,2026年1月14日市场监管总局刚对携程立案调查,42天后两位创始人宣布离场,这个时间序列摆在那里,不管当事人主观上怎么想,客观上就是给外界留了一个巨大的联想空间。
而当你打开携程最新的股权结构,这种疑虑就更难消了。
百度持股大约7%,是第一大单一股东,但这个比例近年来已经从9.4%一直在减持,而且这个比例根本不足以主导公司。
百度后面是谁呢,贝莱德持股约5.3%,Capital World Investors持股约6.2%,再加上先锋领航、摩根士丹利这些,携程前十大股东里有9家是美资背景机构,外资整体持股超过30%,实质上已经成了携程的集体主导方。
梁建章个人持股约5.3%,范敏持股不足1%,所有董事和高管合计持股只有大约8.5%。
这意味着什么呢,这家被几亿中国人当成“出行基础设施”的平台,实际的话语权早就不在创始团队手里了,而是在那些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外资资本手里。

与此同时,2025年梁建章、范敏、COO熊星等核心管理层选择在股价相对高位密集减持,套现金额合计数亿元。
差不多同一时间,携程2025年11月宣布获股东授权,推出高达5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。
回购拉升股价,高管在高位完成套现,而回购支付的资金,主要流入的是外资股东的口袋,这两个动作并行,在资本市场的语境里意味着什么,不用多说了吧。
近200亿的MakeMyTrip套现收益,叠加50亿美元的回购计划授权,一个清晰的趋势出来了,短期优质资产变现,资金向外部转移,对于一家在中国注册运营、服务中国亿级用户的平台来说,这样的资本流动结构,确实触动了大家对“资产外逃”最敏感的那根神经。
这不光是舆论情绪,更关乎每一个用携程的普通人的切身利益。
2026年1月,市场监管总局依据《反垄断法》对携程正式立案调查,核心指向是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。
这也不是第一次有人质疑携程了,2021年浙江绍兴柯桥区法院就一起“大数据杀熟”案件作出判决,认定携程对消费者构成价格欺诈,判决退一赔三,这是中国司法史上影响力最大的OTA杀熟判例之一。
会员价比非会员价还高,老用户看到的价格比新用户贵,这种“越熟越被宰”的体验,早就是很多携程用户的真实遭遇了。
这次反垄断调查把监管视角升到了结构层面,携程是不是凭借在OTA市场的主导地位,系统性地扭曲市场竞争秩序、损害消费者权益?

在外资逐利性主导的股权结构下,平台有多大的动力去真正改善这些用户体验顽疾,而不是被追究的时候承诺整改敷衍一下——这才是这次调查最核心的价值所在。
还有更深的隐忧,数据。
携程积累了中国最庞大的出行数据,机票行程、酒店住宿记录、身份证信息、支付流水、消费偏好,这些数据高度敏感,一旦发生跨境传输,潜在危害远超普通的商业泄露。
携程金融APP此前就被相关部门通报存在违规收集用户信息的问题,用户对骚扰电话、精准诈骗的投诉也在外资机构实际主导公司治理的背景下,怎么确保这些数据完全受中国法律管辖、不向境外机构输送,这是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和《数据安全法》语境下不能回避的问题。
“别让携程跑了”,这句话在网上传得很广,表面上是情绪的集体释放,但它指向的其实是一个更深的结构性困境。
当一家深度嵌入国民日常生活的平台型企业,资本属性已经高度外资化,创始团队已经完成历史性退场,核心业务正面临竞争侵蚀和监管追问的时候,谁来为使用这个平台的几亿普通人的权益兜底?
这个问题,携程的两份公告都没有回答。
从更大的视角来看,携程的处境折射出中国一批在海外上市的互联网平台的共同困境,在全球化扩张时代借助外资资本壮大,在去全球化的政治经济重构时代承受由此带来的结构性张力。

外资股东和监管层的利益诉求之间,用户权益和商业逻辑之间,短期财务表现和长期战略定力之间,都有难以轻易消解的矛盾。
携程的334亿净利润如何选择证券公司,是一个让账面好看的数字,但在这个数字背后,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,才刚刚开始被追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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