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杜师傅，今天就拍吧，花好实时股票配资平台，人也齐。”——1970年4月下旬，西花厅后院。周恩来抬手抚着海棠枝，语气轻松，仿佛手边的工作批件只是午后茶点。这一声招呼，把本来犹豫的摄影师杜修贤彻底稳住了镜头，也把一段无法重来的记忆永远定格。
那一年，中央会议一个接着一个，周恩来的作息被日程表切得支离破碎。可海棠盛开，他还是愿意给身边人留张影像。有意思的是，他从不把私人留影当作“必要事项”，更愿把时间让给来访的外宾和文件。但这一次，邓颖超觉得该给同事们一个念想，硬是拉着他站到花下。快门咔嚓，一二三秒，全场静得只剩春风。谁也没想到，那是属于他们的最后一次并肩。
照片洗出后，邓颖超挑了最清晰的一张，每人送一份。“留着，别客气。”她笑眯眯塞进秘书手里。五年后她整理遗物，看见同一张照片，眼圈一下就红了。她悄声说：“真后悔，当时没多拍几张。”那一刻，海棠在记忆里却似乎又开了一回。
说来奇妙，两人真正的合影并不多。若把全部底片排成一排，拢共也就巴掌大一摞。第一次出现在1925年8月，地点广州文明路一家小照相馆。那天，刚结婚的他们靠得很近，周恩来领口还别着一枚小小的党徽。邓颖超后来打趣：“那可是挑战封建观念的‘亲密照’，大胆得很。”她把底片寄回天津，母亲看完笑不拢嘴，邻居倒吸一口凉气——在那个年代，未着礼服却肩并肩拍照的青年男女确实不多见。
十月东征前夜，两人短暂分别。邓颖超意外怀孕又独自流产，身体险些扛不住。再见面，她把经过一五一十交代。周恩来先是皱眉，继而拍了拍她的肩膀：“下不为例。”那次合影，背景是租来的宿舍白墙，灯泡昏暗，胶片颗粒粗糙，却温度十足。后来有人称那是他们最柔软的一帧——既有革命者的锋芒，也有年轻夫妻的忐忑。
三十年代隐蔽战线风声鹤唳，他们更难有机会拍照。抗战时期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，邓颖超偶然翻出旧底片，叹道：“照片对我们来说，已经是奢侈品。”周恩来笑，她随手把底片重新包好，“留着，等革命胜利再拍新照。”
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，成立大典筹备紧锣密鼓。9月的一个清晨，天安门城楼上红旗猎猎，周恩来回身冲邓颖超摆手：“来，留张底。”那是他们少有的“喜庆照”。放大后可以看到，周恩来眉间有几条细细的倦纹，邓颖超却眼含星光。她说那张照片见证了“千万人共同的好日子”，所以最爱。
1950年“八一”那天，孙维世精心策划的“银婚惊喜”让夫妇二人哭笑不得。周恩来脱下军装，换了一件灰呢中山装；邓颖超特意挑了件白底蓝花旗袍。孙维世把大红花往两人胸口一别：“爸妈，站直，笑！”快门按下，银婚纪念照就此诞生。试想一下，在接连不断的外交磋商与经济恢复里，他们也曾像寻常夫妻一样被女儿“逼着”合影，难得的轻松。
时间推进到1960年代末，形势比照片中复杂百倍。周恩来忙于“九大”筹备、处理外交突发事件，还要照料经济“调整”。医生一再劝他休息，他摆摆手：“等忙完这一阵。”邓颖超看在眼里，只能把担忧写进每日记录。1970年春，海棠预示着暖意，她突然想，或许该把这一季的色彩留住。于是有了开头那场合影。
1974年，周恩来被确诊患病，治疗与办公几乎同步进行。邓颖超数次想提相机，都被他一句“别浪费胶卷”挡回去。1976年1月8日凌晨，人民大会堂的钟声依旧，西苑医院病房却陷入沉寂。噩耗传来，她握着那张海棠合影，喃喃道：“要是还能补一张就好了。”
周恩来走后，邓颖超接连被推到新的岗位。1982年，她主动提出退休，请示里字迹端正：“年事已高，自觉体力难支。”结果中央留任。她苦笑，放下笔又开始准备政协会议材料。有人问她累不累，她答：“恩来在时，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；我现在轻松多了。”这句玩笑，却让人听来鼻子发酸。
同年，她把补充遗嘱交到组织手里：遗体解剖、骨灰撒海、房屋全交公、不留后人便利。短短几条，几乎照抄当年夫妻共同决定。她说：“我只是继续完成我们商量好的事。”那一年，她79岁。
1992年冬，邓颖超离世。中央公布遗嘱，社会震动。熟悉她的人却并不惊讶，因为这些决定，她在78年就写给了组织，只是没人相信她真会如此彻底。海棠合影随遗物同时封存，作为史料进了档案馆。工作人员翻拍后发现，照片左上角有铅笔小字：“1970·海棠·最后一次。”落款是邓颖超。
多年过去，照片底色泛黄。镜头里，周恩来笔挺站立，眼神却有浅浅疲惫；邓颖超面带微笑，神情温婉。画面写满了繁忙、相守，也写满了历史无法挽回的瞬间。对读者而言，那不仅是一张普通的留影，更是一对革命伴侣在漫长岁月里彼此扶持的注脚——他们把全部光阴交给国家，留给彼此的，仅仅是一张来不及补拍的合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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