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1938年3月14日凌晨三点,你确定周参谋长还没回来?”临时指挥所的煤油灯闪着蓝火,副官王秉璋压低声音配资正规炒股配资门户,却掩不住焦虑。警卫员答得很轻:“真的没见,他只带了随身手枪和一个小皮包。”一句再普通不过的对话,从此成为一宗疑案的开场白。
凌晨的太行山脉还在细雪里打颤,115师的作战会议刚刚结束。按惯例,周昆应在会后赶回师部,但等到天色泛白,人却像被风卷走了。师里立即派出十几匹快马沿途寻找,结果只有零散脚印、几页会议记录和一个空烟盒。看似不起眼的碎片,让许多老兵心里猛地一沉——这可不是普通的“迷路”。
要理解那一天前后发生的事,得先把时间拨回十年。1927年秋收起义爆发,周昆与彭德怀、罗荣桓在枪火中相识。彼时的他刚满二十五岁,长相斯文,却能在乱枪里镇定挥手下令,人送外号“书生团座”。上井冈后,他在夜校教初级兵识字,也能隔天领着突击队打老营,性格里的反差让不少老同事印象深刻。
革命队伍里,能升到军团长并不容易。长征时,周昆率红21师守湘江,他用最硬的口气下达“死守三小时”的命令,师里死了大半,他本人背上也多了一枚弹片。倘若没有过硬的履历,他不可能在1937年底被任命为115师少将参谋长——放在今天说,就是作战部系统的“总设计师”。
然而,人性的复杂往往与功勋并存。有意思的是,延安整训期间,他私下常向新兵讲“精兵简政”与“正规化”的区别,却也会羡慕到武汉开会的国民党军官能住汉口的洋楼、抽进贡的“金龙”卷烟。“说真的,同是抗战,我们这边连袜子都补丁摞补丁。”他一边自嘲,一边把脚上破棉鞋举给警卫们看。那句半玩笑半抱怨的话,后来被人当作他思想“变味”的佐证。
再说那次失踪前两周,他奉命到驻洛阳的八路军总部领军费。据王秉璋回忆,布袋里一共十万块现洋,周昆数出三万,吩咐副官带回师里,其余七万装进那只棕色皮包。按规矩,参谋长有权先行支配部分经费,用作前沿侦察和补给采买,可他为何只带三万?中间是否另有人调拨?没人敢断言。
有传言说,武汉会议期间,孔祥熙宴请各路来宾,曾当众称赞周昆“守得住钱、打得赢仗”,还递上礼金。真有其事?还是茶余饭后的戏言?史料无法百分百坐实,但彭德怀在会后严厉批评周昆“奢靡之风”的记录却确实留在了日记。私下,彭总对警卫感慨:“参谋长读书多,心气也高,他要是拧着劲走偏,麻烦就大了。”
就这样,谜团越来越多。有人猜测周昆是折返至汾河沿岸,被日军侦察队截杀;也有人说他脱队南下,准备穿越日占区找家眷;更大胆的版本称他携款投往重庆,打算另谋出路。问题在于,十几万大洋对于前线指挥官,不算天文数字。如果真要“叛逃”,他完全可以一次性带走全部军费,再加几份机要文件,效果来得更大。为何偏偏留下大头?这是疑案最不好解释的环节。
试想一下,若当时身处险恶山区,一个人要连夜翻过封锁线,三万现洋已经相当沉。较为合理的猜测是,他准备在邻近的山西临汾一带进行短暂停留,甚至可能约了某位统一战线人士接头。遗憾的是,直到抗战结束,都没有一纸电文、一封家书能证明他还活着。
40年代末,解放战争渐入尾声,115师的老同事聚在河北平山。有人提到周昆的名字,林彪沉默片刻,只说了一句:“他的结局,要么在那年就定了,要么永远说不清。”短短十余字,意味深长。多年后,中共中央专门就“周昆下落”搜集线索,仍旧空手而回。档案里留下一行批注:“或殁,或隐,存异议。”
坊间故事却越编越花哨:什么“私奔瑞士经商”“病逝香港郊区”“跨海去东南亚投靠旧部”。听上去都挺传奇,可仔细一问,没有见证者,也没有照片。历史研究最怕的就是这种“只闻其声,不见其影”的传言。1955年授衔时,评定办公室曾专门讨论:若周昆确定遇害,该追认上将还是大校?最终因为无确切死亡证明,只得掷下:“存查、待核”。
说到这里,不得不说一句个人看法:周昆若真想背叛,用他的资历和军事才能,至少会留下可循的政治踪迹。可现实偏偏只剩一滴水珠砸进深潭,连涟漪都没留下。叛逃?遇害?都像影子,怎么照都抓不住。唯一能肯定的是,这位与彭德怀、林彪并肩的参谋长,在他人送别的那个清晨,已与后世再无交集。
也许多年以后,某个旧仓库翻出泛黄的手札,上面写着:“吾本无意南去,只盼抗战速成。”那一刻,人们才能明白他当年背着三万现洋到底走向了哪里。但在找到真凭实据之前,“115师参谋长失踪之谜”依旧只是谜。历史并不总给标准答案,它有时只给问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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