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1951年五月配资网上配资，中南海怀仁堂里，毛主席笑呵呵地对周总理说：‘老吴家的那艘航空母舰，如今添没添新舰载机？’”周总理摇头晃脑，压低声音：“主席，今早我才接到信，俞惠如又生了个男孩，排水量确实见长。”简单一句玩笑，把两位领袖的目光拉回前线——那位刚刚在朝鲜五战五捷的吴信泉，以及他那支“满编”的家庭编制。
吴信泉，安徽人，红军出身，十四岁入农协，十六岁扛枪。长征翻雪山，他是先头侦察；到陕北，还是排头兵。共和国成立后，他成了解放军首批军长里最年轻的一位，三十八岁。身材并不魁梧，嗓门却大，一声“跟我上”，整团人就敢扑向敌阵。这种“硬闯”性格，让毛主席多次点名表扬，也让他在朝鲜战场打出了响当当的“穿插能手”的称号。
许多人只知道吴信泉指挥犀利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身后的那位独眼女政工——俞惠如。她出生在安徽五河，小名“小九子”。十二岁就跟着同学站在县城街口演讲抗日，“日本鬼子滚出去”一句吼破嗓子。十六岁，地方妇救会主任，手下姑娘百来号。抗战正酣时，她往苏北跑，白天带队演出，晚上写黑板报。那一年，她遇到了刚调任第二旅当政委的吴信泉。
第一次见面场景颇有戏剧性。院子里灯光昏黄，迎八路军大会刚散，俞惠如扛着木头板凳往仓库走，吴信泉从后面追上。“小同志，你讲话比我还利索，稿子都不用看，厉害！”俞惠如听得脸微红：“首长过奖。”语言简单，却埋下情愫。以后排练文艺节目，他常坐在最后一排听她清唱《新四军军歌》。有人调侃他：“吴政委又来找借口看戏喽。”他不置可否，只笑。
1940年冬，组织出面撮合，李雪三主任找俞惠如谈话：“老吴忠厚，人也文气，你觉得如何？”俞惠如低头，捻着衣角，却没拒绝。那年腊月，两人在盐阜前线的瓦房里成婚，门板铺草当床，礼物是一块口琴、一支钢笔、一张军用地图。有人开玩笑：“革命夫妻，枕边三件宝。”谁也料想不到，这对夫妻后来会扛起十二个孩子的重担。
孩子是怎样一个个“登陆”的？解放战争最忙时，俞惠如白天做政工，夜里办家务。她说：“战争里生娃，命大。”第一个女儿重阳，在地窖里生下；第二个男孩皖湘，出生在老家的灶房；到第四个孩子苏宣落地时，苏联刚向日本宣战，取名便带了点国际味。自此，孩子名字中常带“平”“阳”“利”“宣”，或寄托和平愿望，或记录作战地点。等到十二号舰载机“利阳”驶入航道，连周总理都忍不住拍着吴信泉肩膀调侃：“老吴，你这支编队够一个加强连了！”
1950年10月，吴信泉率39军跨过鸭绿江。行前，他摸着刚出生四天的小儿子安平，低声吩咐：“惠如，保重。”俞惠如点头，没有哭。朝鲜前线血战，吴信泉指挥穿插截击，连下五城。第六次战役结束，他奉命回国向中央汇报。毛主席在中南海办公室接见他，刚坐下便问：“听说你家航空母舰又扩编？”吴信泉憨笑：“主席，家属工作我老婆抓得紧，我只管打仗。”这段对话后来成了军人圈子的趣闻，总被参战老兵津津乐道。
三年困难时期，吴家十三口（一对夫妻十二娃加上在身边的保育员），粮食成了头号难题。俞惠如想尽办法——警卫员凌晨去菜站捡菜叶，小球藻养进旧酱菜瓶；家里枕头底下藏着半袋黄豆，是她配合医生治疗浮肿的口粮，可每次都掰开分给孩子。有人问：“你自己不饿？”她摆手：“先顾娃。”那几年，海淀军属大院的孩子闻着窝头味就知道是吴家蒸饭，虽然粗糙，却始终飘出笑声。
1964年，吴信泉被调炮兵副司令，抓“郭兴福教学法”。他常带着教研骨干研究火炮瞄准镜，却仍惦记家里作业辅导。有一次夜里十点，他给远在家属院的儿子写信：“三角函数要搞明白，别偷懒。”这封信后来被保存在炮兵学院史料馆，成为那代军人“战斗与教育并重”的缩影。
八十年代初，吴信泉进入中央纪委，俞惠如也当选北京市人大代表。一对战地夫妻坐在人民大会堂，异口同声要办两件事：一是推动军属随军子女入学优惠，二是给烈属申请房屋修缮补贴。提案不是惊天动地，却切中人心。不少老兵见了他们，竖大拇指：“这才是真正的二线战斗。”
1992年四月，吴信泉病逝。弥留之际，他握住俞惠如的手，用沙哑的嗓音说：“对不起，让你忙了一辈子。”话音很轻，却像炮声般震颤军营。灵堂里，十二个子女排成两列，胸前戴白花，无声敬礼。有人注意到，最小的利阳把母亲扶得很紧，他说：“妈，我在。”俞惠如擦泪，挺直了腰板：“你们爸在前方，我在后方，这话没变。”
如今，吴家的“舰载机”们已散布各地。有的在科研院所，有的在部队院校，也有的经商办厂。每逢春节，总有人提着礼品回到老两口曾住过的那栋旧楼，楼下保安笑着嘀咕：“又是那艘航空母舰的后代。”对很多人而言，这句玩笑话再平常不过；可在了解过吴信泉、俞惠如传奇经历的老兵心里，它是一种温暖的敬意——一位将军、一位女兵，把战争年代的枪炮声，化作了和平年代的孩童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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